中日两国之间不会爆发战争

凤凰网历史：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必有一战，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王小东：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我们小打小闹，打很小的战争的话，日本太大，如果打特别大的战争的话，日本又太小，就是说，我们要么只是在边境或者在南海，将来可能在更远的地区打一些非常小打小闹的战争，这里就是说日本肯定是插不进来的，要么就是打非常大的战争，如果打非常大的战争，日本作为我们的对手是不够格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打大的战争，只有一个对手是够格的，没有两个对手。为什么到现在很多中国人还认不清楚这一点，中间状态不存在，因为如果打到中间状态，所谓日本都打进来的话，美国肯定进来。实际上主导的肯定是美国了，美国就成为对手了，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够资格跟中国打大仗，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大，美国人也讲，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很简单，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

从现在情况看，最起码近时期内，咱们就说五年吧，看不到中国跟其他国家打特别大的仗的可能。包括讲中美必有一战，米尔斯海默（编者按：约翰·米尔斯海默，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主任，美国国际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也讲，近期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他说美国和中国政府都是尽量避免发生大的正面冲突，能不能永远不发生，咱也不知道。但是日本肯定不是主角，所以认为中国跟日本的战争会是未来的主要战争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媒体应成为公开平台允许不同观点发声

凤凰网历史：现在可能确实有一种屈辱感，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人欺负。

王小东：历史是不能忘的，历史告诉我们，鼓励我们上进，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比如我们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落后就要挨打，不发展就要挨打，现在就有一些混帐否定这个东西。比如湛江现在建立钢铁基地，就有一大帮人骂，湛江建立钢铁基地对不对，我觉得可以讨论，可以论证，但首先得了解清楚这个项目怎么回事。现在上来就骂，说官员又找到捞钱机会了，污染了，官员肯定是找到捞钱的机会了，也污染。

我们不能因为有官员贪污，或者因为有污染就不发展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什么项目也别上了，因为所有的项目都如此。结果是我们要喝西北风，要挨打。甲午战争到后来我们受欺负，落后挨打，我们总结经验，我们应该落实到这一块，钢铁项目必须上，现在我们产能太大，但是高端钢材的产能不够，是要置换一个落后产能的问题，经验应该往这总结。

我们所受的屈辱不能忘了，不能忘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做我们的事情，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很多人不知道往这总结，比如说发展就破口大骂，什么发展项目都不能上，他忘了落后挨打，不发展就要挨打。另一方面，我们受这个欺负，又受那个欺负，到现在还是如此，到现在凭良心说，有的东西还真未必是人家欺负。比如孔子学院这个事，最近的例子，美国说了，说你没证，在大学教可以，不能到中学教，一些人不高兴，认为美国人又欺负咱们了。过两天美国又道歉了。这个事怎么解释，要我理解，其实这是件小事，很可能比较低级的官员照章办事，美国有规定说没证不能到中学教，我们不是也有证吗，我们到中学教也得有证。结果闹事了，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惊动了上级领导，我指的美国的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一看说，你们怎么不懂政治，这个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给他们每个人发的证不就完了，说不定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事上升不到那个高度。

凤凰网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很疑惑的事，最后他思考问题变得很敏感。因为挨打了所以很敏感，人家有一点动作就感觉被欺负了。

王小东：说老实话，一般的老百姓有这种情绪、认识的错误、偏差很正常，问题是知识分子媒体干什么吃的？说老实话，知识分子媒体，其实过得比一般老百姓舒服。你过得舒服钱是谁给的，纳税人给的，或者说是你的读者给的，观众给的，人家把钱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比他们脑袋清楚一点，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是这么回事，你说媒体起作用了吗？没起；知识分子起作用了吗？没起，在那起哄。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是知识分子，包括学者、媒体进行反省，为什么我们总是犯这样的错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能所有人整天都想这些事，即使地位比较高的人，比如我是企业家，我做生意的，我也没功夫考虑这些问题，我一看这类新闻会跟老百姓一样，奥，情绪上来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企业家之类的很忙，干别的事呢。但是你知识分子整天考虑这些事，责任就是考虑这些事，你把这些事弄成这样，你只是起哄，只是吸引眼球。我们理解媒体需要钱，但当你钱挣的差不多，媒体能够自立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稍微不要起哄，而说点该说的话。

有些事我们都不敢说，确实被打怕了。有的东西明明知道是荒唐的，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在媒体暴力，知识分子圈的暴力下使我们不敢说了。

凤凰网历史：这种暴力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王小东：就我个人感觉，最近这十多年，愈演愈烈，而且这种暴力都是那些唱高调说应该宽容多元的那些人说出来的，但是他们所谓的宽容多元指的就是跟他们一样。

其实也没有多元，只要跟他略有不同就不行。而且少数人，持某一种观点的人，掌握话语霸权后一定是这种表现。现在媒体或舆论界的霸权掌握在谁手里？有人讲是政府，我认为是错的，不在政府手里，政府根本控制不了这个局面，真正控制这个局面的就是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

英国阿克顿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掌握了舆论场的权力，近乎绝对。所以非常腐败，胡说八道，智商变得很低，因为他们用不着竞争，现在能跟他们竞争竞争的，左派算一伙，力量不够，但是左派有他的历史渊源，所以应该说，他可能原来积累资源多一点。

再一波人，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我觉得这个帽子扣得也未必对，咱们就先借戴吧。因为历史短，他们甚至没有左派有渊源，左派有党内的渊源，他们没有。民族主义者起来发出一点不同声音，但被媒体打压得非常厉害。本来做媒体的人，如果真是追求民主、言论自由等，媒体应该作为一个平台，容忍足够多声音出现。媒体不是不可以有自己的倾向，一家媒体可以有自己的倾向，但要注意你毕竟是一个平台，不是要灭掉其他声音。

知识分子不宽容是革命的阵痛造成的

凤凰网历史：这种攻击有没有历史渊源？

王小东：这里肯定有毛病，有人讲是体制的毛病，我也认为是体制上的毛病。实际上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标榜反体制，不同于体制，其实是胡说八道，他还是体制语言。

凤凰网历史：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小东：这可能是中国革命的阵痛造成的，说老实话，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缺点，我指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但也没有极端到这样，甚至连政治斗争都没极端到这样。宋代司马光跟王安石，这不仅仅是观点之争，这涉及到政治权力之争，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并没有弄到这个样子，他们之间还是互相尊重和宽容的。现在我们怎么能这样？肯定是制度安排上的重大问题，但这种意识，你可以讲是革命的阵痛。我们现在宽容地看这些问题，如果不宽容的话，就说这些人都是坏蛋。宽容地看这个问题，我就说国家阵痛。